For the authors of Gongjian, the recent history of “color revolution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is a lesson in the dangers of freer media, and it underpins the CCP’s determination to “control” and “use” the press.
The reform document suggests control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party’s guiding principle for media policy for years to come, that a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press is not in the cards even as the party pushes ahead with “political reform.”
Gongjian does make other statements about the need for media development,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Look for more about these topics in a future post.
对于历史包袱沉重并深受儒家思想和集权制度影响的中国,我觉得对民主文化的认同同样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可能要比东德和日本更为长久。而这种认同或许就隐藏在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崛起之中,这也是我对爱国青年保持宽容的原因之一。
我们所谈论的民主,其所带来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谁是人民?什么促使人民关心他们共同的政治命运?什么塑造了民主的公民意识?我觉得就中国而言,爱国主义可以给这些问题提供一种答案。任何一个走上街头的爱国青年,都具备了参与政治的意识。不能因为这种参与意识是在政府的默认或示意之下,或者是在异国的民主体制之下,而否定这种意识本身。更何况在这次事件中,政府所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我很赞同羽良所说的:社会运动总是对威权体制的一种伤害。连江CORE都曾经讲过:我们要提防右,但更要小心左。说明我党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奥运危机将让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第四维(fourth dimension)的存在,中国迄今为止很少注意到它。第四维存在于国际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所产生的国际公众舆论精神空间。在理论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没有实权。在实际上,它们有实力,因为它们塑造了国际舆论。全球反对中国奥运的示威者在数量上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惊人。这种扩大效应来源于第四维。
中国人对第四维缺乏认识,这也表现在他们组织博鳌论坛的方式上。博鳌论坛是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竞争者。出于中国政府巨大的双边影响力,很多政府和商界高层会出席每一次博鳌论坛。但它缺少达沃斯的火花,因为它没能邀请独立知识分子、媒体和小说家及剧作家等文化人士——他们驱动第四维的国际生活。
但当信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么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的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与建构起社会网络和社会机构。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 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